日期：2018-3-28（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癌症患者和家属聚集蜗居医院周边上海正尝试将北京治疗癫痫病小医院80%床位转为护理床位上海租房生意最好做的几个地方中，一定会有医院的身影。不少背着沉重行李的患者和家属，正是看中这里相对优质的医疗资源赶来，而医疗资源的紧缺加上巨额的医疗开支，让这些患者和家属只能“蜗居”在医院周围。人们把这些出租屋叫做“癌症旅馆”。
不仅是上海，这种情形在每个大城市里都很常见。目前，上海市政府正尝试将小医院80%的床位转为护理床位，帮助术后患者能在医院得到护理，但床位似乎仍供不应求。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上海一些患者和家人集中居住的小区和里弄，探访“癌症旅馆”。
遇到王咏梅时，她正赶回自己的出租屋做饭。王咏梅来自安徽，为了陪伴患病的母亲，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咏梅就一直生活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看病：住再差，能省就行
在上海，像王咏梅住的这种在老式里弄、没有独治疗癫痫大发作首选立卫生设备、用板房结构建造的小屋子被称作“亭子楼”、“灶披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上海普通市民都居住在这样的小楼里。然而，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城区原有的居民大多搬迁，医院周边未被拆除的“灶披间”不经意间成了“抢手货”。
以王咏梅的这间“灶披间”为例，每天炒菜做饭使用的都是走廊的公共厨房，每个厨房如同迷你的格子间一般，油烟把墙壁都熏黑了。而楼里唯一一个卫生间要服务十余户人家，所以每家每户还是需要用最原始的马桶解决生活问题。这样一间租屋，每月租金也要1000元以上。
“到上海来看病，什么都要花钱，所以能省就省吧”。中午，王咏梅给自己准备的午餐是面条配窝窝头，“下午还要赶到医院去照顾母亲。家里一共3个姐妹，大家商量好了，轮流过来照顾”。
困境：欠的钱不知何日还上
午饭时间，记者从王咏梅的出租屋出来，找了一家拉面馆。和邻桌的顾客闲聊，得知很多都是慕名赶到上海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而就在拉面馆不远处的上海瑞金医院，是他们仅存的希望。“如果这里也看不好，那就真的只能放弃了”。
说这话的是来自江苏徐州的蒋新娟，她今年50多岁，但外表看上去要比她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丈癫痫病的预防护理夫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吃着面，蒋新娟和记者聊起了自己的境况。据她介绍，自己和丈夫在决定来上海之前，其实已经去过不少地方——扬州、南京等地，“那里的医生推荐我们来上海看病，说这里技术好，不然我们也不会千里迢迢跑过来，而且我们是新农合医保，需要在属地进行医保，异地的话报销比例就要下降很多”。根据蒋新娟的说法，目前像她这样的新农合个人医保跨省就医只能报销三成左右，即便按照蒋新娟患的卵巢癌基本治疗费用15万元计算，她自己还要担负10万元以上，这还不算在上海看病期间和休养时所需的其他费用。
“在老家，已经欠了乡里乡亲好几万元了，咱们都是普通农民，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一旁的丈夫放下碗，对记者说，来上海看病，其实最大的动力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对咱农民来说，来上海看病，如果这里也不行，那也死心了”。
80%小医院床位变护理床位
连续3天，记者接连走访了上海3家著名医疗机构。周边除了饭馆和药店，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大量租房的中介。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中介甚至跑到马路上拉客询问。“要房子吗?”“水电煤都有，价格实惠啊”……一名约50多岁的妇女刚上前询问，就被几个中介团团围住。
“到这里来看房的大部分都是住院病人的家属或是抢不到床位的病人，而且不少都是要接受放疗的，来回跑交通费他们也吃不消。所以不要看我们这儿的房子破，还相当抢手哩。”一名中介对记者介绍。
2012年，上海一名父亲患癌症晚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信，引发了社会热议。这名老师在信中表示，自己的父亲先后在两家医院就诊，不过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就被要求转院，将床位让给其他急症病人。当时的上海市领导也看到了这封公开信后表示：“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改进。”
上海已经启动病床分类管理，将二级乙等医院床位和市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的80%的床位转为护理(术后早期康复)床位。同时建立二级医院支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格局，让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诊疗分流到社区。但对这些还“蜗居”亭子间里的患者和家属来说，要住上医院护理床位，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