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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曾经的传奇(小说)

日期:2022-4-21(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一】

荒凉,每个人从卡车上下来,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都只能想到这个词。

荒原上有几幢三层楼房,这就是职工宿舍。每个房间一张桌子、四个架子床,这就是当年工厂创建时期的住宿标准。

这间宿舍里住着六个女工,她们很庆幸,因为房子没住满,八张床位应该住七个人,留一张床位堆放个人的箱包物件。靠门口的上铺空着,门一打开,这里就冷风嗖嗖的,谁来的晚,就住这儿,没得挑了。女工们彼此很快就熟悉了,有些人原来在老厂都认识,如今都来到遥远的西北地区,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受。大家聊得最多的,就是对大城市的怀念,初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儿来的?”

正说话间,一位瘦高个子、短头发、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就进来了。

“嗨!你是哪儿来的?”有人发问。

“我来看床位的。行政科分配我住在这里。”来人说话不南不北,听不出是哪儿来的。

“喏,其他地方都有人了,只有门口上面那个床位空着。”有人一抬下巴,轻声地说道。

来人二话没说,把自己的东西嘁哩喀喳堆到架子床上,立即上到自己铺位上,打开背包整理。

“你是从哪个工厂来的?”有女工继续问。其他人也想知道。

那个人从上铺探出脑袋说道:“我是学校分配来的。”

“大学生还是中专技校生?”有的女工一定要问个清楚。

“大学,学工的。我姓黄,以后跟大家一起多有打扰了。”来人干脆一口气自报家门。

“大学毕业是干部,怎么给分到工人宿舍来了?”有人唠叨了一句,但没人接腔。

大家又开始小声继续说着她们的闲话了:咱们是工人,人家是干部,咱们跟大学生不是一档子的人。

好一阵不见上铺的动静,有人一指上边。

“看书呢!”这个人侧着身子看了一眼,然后小声地说。虽然没说别的,大家心里都明白,人家一来就端着知识分子的架子,给你们摆谱呢!

说是看书,黄若雯的心思并不在书中,她在想远在天边的家人。父亲让她毕业后回印尼帮助他经营工厂,但是自己却一口回绝了。前不久她在回信中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信中说,家里的工厂依赖父亲多操劳,自己通过在国内的生活观察,这里更需要自己,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那就是自己人生的意义。祖国开发大西北,虽然那里荒凉艰苦,但需要各种人才去贡献青春。那正是自己的向往,自己的未来,首先要从自食其力开始。

在大学,她认识了系总支书记,一个值得尊敬的老革命,她是一个经历过抗日战火的战士。在农村合作化运动期间,她带学生们到农村去协助工作。从外表到内心,都显示她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活像个农村大婶子,一点也不像高级干部的样子。她对学生们讲述当年在这一带打游击的生活,总有一句口头禅:面对地下死去的战友,我们活下来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当年在农村,系总支书记和她们一起挤大炕、有说有笑,别人问她怎么这么乐,她说比睡野地里,这就是幸福哩。大家都认为她没有多少文化,谁知道在讲机械动力设备科时候,教授把她领来,给大家讲了一堂生动的机械加工历史回顾。

抗战时期,在敌后艰苦的环境下,部队的军工厂用骡子和牛作动力,拖动大磨盘,带动齿轮变速箱,使得车床飞速转动,一个个迫击炮弹就这样造出来……她最后说:“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即使是生产最常见的东西,也要依赖创造性,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要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做出卓越的成就,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创新,在于克服艰难困苦攀登最高峰。”

这堂课十分令人感动。当年在敌后根据地,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战士一起,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用扒下的铁轨制造枪炮,这真是难以想象的成就。

【二】

黄若雯到厂里报到后,她被分配在设计处工艺科当技术员,但是她主动要求到一线生产车间实地解决技术问题。黄若雯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学习、指导两不误。为了和工人多接近,她拒绝住在给技术人员配备的双人间,而是要求住到工人住宿的大集体宿舍。在她的心目中,总支书记光彩的青春战斗岁月就是榜样,这样的一生才是丰富多彩的人生。

在工地上,人们嫌她的名字念起来咬嘴,所以都叫她“黄技术员”。建厂工地上钢筋、砖头、水泥管、电线……全都散落在一旁,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人们在竹片子连成的踏板上行走,摇摇晃晃如同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建厂初期的技术人员没有具体任务,和工人一起运钢材、扛水泥大包,每天下班回来都累得腰板疼痛,肚子饿了却懒得动弹,不去买饭。小黄主动替大家打饭,日子久了室友们发现黄技术员十分随和好相处,并没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大家也就姊妹相待,不再客客气气,直呼她小黄了。

晚饭后,这帮年轻人很快就疲劳消散,相约去路口的小百货铺子转转。说去转转,是因为没什么可买的东西,铺子里主要是日用品,毛巾香皂牙膏等等。工人的劳保福利每月有肥皂,半年一条毛巾,还有其他,胶鞋手套什么的,虽然工资不高,花钱的地方也不多。去转转的另一层意思不用明说,就是去看看别人也让别人看看自己。虽然这里有许多的青年男女,但是学徒较多,没有出师以前,既没资格也没钱谈恋爱,用男工友的话就是:“没钱买东西,看看总是可以的吧”。这看看其实指的看大姑娘们。

小百货铺子是为了方便这里的工人买日用品,以前大家都是利用休息日步行进城到商店买东西,那里的尚品全。后来工厂和市商业局商量,划了地盘,由厂里出材料搭建了这么一个游牧帐篷一样的小百货铺。那些男青年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在附近泡,来了女工友就兴奋,然后就开始品头论足的过嘴瘾。

今天来小铺子的人多,尤其女工友多,听说有许多苏联进口的大花布,价钱便宜质量又好。“太花啊,穿不出去啊!”女孩子们嘴里说着,手不停地翻着比划着。

“为啥不行,就跟苏联电影里一样,咱们一人做一件布拉吉。”有人说。

“那敢情,得花多少钱啊!俺又该给家里捎钱了。”

徒工的工资少,轻易不敢乱花钱。黄技术员每月工资五十八块五,比及女徒工每月的十几块二十几块钱,相对富有。作为一个女孩子,黄技术员相当的朴素,没见过她梳妆打扮换新衣,吃饭在大食堂,顿顿吃素。女工们私下分析,八成黄技术员家境困难,要攒钱供养父母……其实,黄技术员只是依照着大家的伙食标准买饭菜,为了和工人生活保持平等,她把大部分工资存进储蓄所,只留下普通工人相当的生活费。

但是今天黄技术员打算买一件花布料,托裁缝做一件连衣裙。黄技术员个头高,当学生时候就不爱梳头打扮,头发剪得很短,在工厂里穿上工作服,显得像个男人。当她蹲在油渍满地的车间解决技术问题时,不认识她的工人把她当作男学徒工,吆喝着让她去帮忙搬大器件。

从相貌看,黄技术员绝对说不上漂亮,她挺直的鼻梁和高颧骨,从侧面看的确像个男生。为了体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决意要打扮一下自己,做一件花衣服。虽然相貌平平,黄女士早有痴心男友,她大学时期认识的高年级同学,早她两年毕业,现在已经是工厂的技术骨干,风传即将提升他当技术组长。如今已经批准入党,正在预备期。

有天发生了一件事儿,让同宿舍的女工们知道了黄技术员的底细。保卫科抓了一个小偷,他交待曾经在女工宿舍的一个饼干桶里,偷了二百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字。大家知道只有黄技术员的床头有一个漂亮的铁皮饼干桶,但不知道里面有钱,于是叫来失主黄技术员对证,黄女士看那个小偷是个少年人,不忍心让他受重罚,就回说只是平时把花不完的零碎小钱扔进饼干桶,不承认有二百多元,从而无法重判那失足少年,当年两百元钱属于大案。事情很快传遍工厂,大家都打听得明白,原来黄技术员每月把花不完的钱顺手丢进床角的饼干桶里,具体的数字,她确实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她不缺钱。过了不久,大家又进一步知道:原来,黄女士是印尼华侨商人的子女,父母爱国,送她回来念书,没想到国外政局变换,她回不去了,就留在国内生活。于是大家都纷纷地说道:“怪不得黄女士不在乎被偷的钱呢。”

【三】

说到黄女士的婚姻,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男朋友兴冲冲地向领导打报告,要和黄女士结婚时,却没有得到科室领导的祝贺。不久,单位某部门领导郑重约他去谈话,让他在“党票”和黄技术员之间选一个。话说得很明白,要入党、就不能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姐结婚。这是一个难题,男友原本认为结婚和信仰共产主义并不矛盾,没想到在这里卡了壳。那男朋友是一个执著的人,始终没想明白,所以,他解释说自己喜爱的黄技术员是一个爱国青年,曾加入过共青团,他没有理由背叛真挚的感情。最后,他选择了结婚,从此,他的党员转正被无限期延长,提拔职务的传闻也就此中止了。

结婚后不几年,国家在一系列的政策冒进中迎来了三年自然灾害,周边反帝反修的国家也乘机围攻我们。黄女士过着的普通小日子这时也遭遇到新的困难,她的小姑娘刚出生,而物资奇缺的事实使这一时期所有的孩子们都得不到正常的营养供应,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身体症状。她把自己的困难写信告诉孩子远在国外的外公。在信中她说:“买食糖奇缺,要凭票供应,量很少不够用。”

不久,本市铁路东站(货运站)发来了通知,让工厂去取货,但是工厂却没有这批货的提货单和相应的手续,于是就到车站去了解情况,原来这批货的收货人是厂里的女职工黄若雯,而这批货是整整一车皮的白糖。这可成了难办的事儿,除了公与私的概念不说,牵涉到贸易,进口税结算等等。一车皮几十吨白糖,困难时期的稀缺物资啊,这时只好暂时滞留在车站,消息却不胫而走,迅速传开,据说事关紧要、省市的领导们也来到车站,会同工厂领导一起协商。没有任何劝说,没用领导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黄女士只说了一句话:“我只要两斤,其余的上交,让领导们处理。”随后又有侨民家属知情人把消息传开,说是黄女士当年虽然在国内草草结婚,但是结婚的消息提前一个月就在印尼报纸上整版登出,亲朋好友们送的礼物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黄老先生封存起来等待着女儿女婿。据说是苏哈托政权失治,在印尼爆发迫害华侨的暴行中,由于黄家的重要经济地位对印尼经济的影响,受到政府保护、幸免于难。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国和印尼之间恢复了友好交往。

工厂接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突然行动起来,腾出了一套原来为苏联专家修建的铺有木地板的单元房公寓,从厂部搬来了整套的家具沙发直至落地窗帘……及至一应俱全后,通知黄女士搬进去住。原来黄家的老爷子随同印尼的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访问,按照行程随后将游览本市,特地抽出了两小时来工厂福利区,看望女儿以及未谋面的女婿和外孙女。当然,黄老爷子一走,就像“灰姑娘”到了钟点,一切恢复原样。黄女士一家照旧回到自己那十八平米的单间生活。厂里工人纷纷调笑厂里做假相骗人,厂里有关领导却振振有词:“这作假是维护国家的面子。如果不做假,我们分给黄技术员这样的房子,你们同意么?”大家还真的没话说。

我们的工厂和福利区有两站的路程,当年许多没有自行车的工人都是徒步上班,戏称坐11路公交车。到了文革时期,没有票证就买不到商品,像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最难得到的就是“自行车票”,尤其是“凤凰18型”的,您就甭做梦。了不起搞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关系硬的可以搞到“白鸽”或“永久”的自行车票。百般无奈的黄女士迫不得已写信给老爷子要一辆“自行车”,黄老爷子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觉得从日本托运中国方便,就让在日本的分公司给黄女士买一辆“车”,运到国内。结果,黄女士再次遭遇尴尬,上海港的海关来函,让黄女士前去取车,而运来的车却是一辆高档外国小轿车。要知道这可是新中国的第一辆私家车,估计连牌照都没法上。当时中国的所有小车,都是公车,是国家各部门按照行政级别配给的。多少双眼睛盯着这辆高级小轿车,可再大的事儿也难不倒政府,有关部门从上海汽车厂拨给了一部“上海”牌小轿车给有关单位领导。而这辆高规格的轿车当仁不让的归了上海海关。他们补偿黄女士一辆外国进口的变速自行车,这种车子只在北京、上海出现过。黄女士原本只想要一辆“凤凰18型”小坤车,最后送来的这辆车骑出去极不安全,为了防止被偷,平时不敢骑,大部分时间都锁在家里。

文革结束后,一切冤假错案都得以改正,黄女士的丈夫终于等到了党员转正,成为入党预备期的“吉尼斯纪录创造者”。黄女士的家庭幸福小生活也日益甜蜜。还没高兴几天,不幸降临——黄女士的父亲去世了。

北京的外事部门专门派了有关人员前来慰问,同时转告她国际律师函转的遗嘱内容,答应尽快给她办好出国手续,前往吊唁和接管分配给她的七家工厂。不料黄女士拒绝接受“遗嘱”,声称自己靠劳动生活,决不做剥削阶级“资本家”。这一下北京来人可着急了,百般劝说,最终意思当然是,你不做“资本家”很好,但是这些工厂给了你,就是国家的财产了,如果你不愿意管理,可以出具“委托书”,由我们派人替你管理等等……其后,我也离开了这家工厂,黄女士的传奇也就没有了下文。据道听途说,她退休后,似乎全家去了印尼。

我感怀黄女士恬然淡定的生活态度,她以往的生活虽艰苦却幸福,与她亿万家资的背景形成强烈反衬,可以说金钱几乎就与她无关。她的大半生在祖国大陆度过,她用诚实的劳动证实了自己,她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她的精神生活很充实,她也获得了自己的幸福。对照自己的人生,不是为了满足低级享受,应该是有理想、有精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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